孙家淦（公元1683-1753年），山西兴县人。他敢于直言争辩，扶正祛邪，因此也常受到打击。但他无论居住乡间，还是任职朝中，都能至诚待人，始终保持忠言直谏的品质，成为当时受人敬慕的官员。
雍正皇帝刚即位时，下令众臣都可以给皇帝写秘密奏章。孙家淦在上疏中，尖锐地提出“亲骨肉，停捐纳，罢西兵”三条建议。雍正接疏看后非常生气，召集朝中大臣说：孙家淦原是这样一个狂生，决不让他留在翰林院！群臣吓得都不敢说话，只有大学士朱轼回答了一句：“孙家淦确实足够狂妄，但他敢于直言进谏，为臣也很佩服他的胆略。”雍正想了想只好说：“朕亦服其胆。”孙家淦总算没有受到处分。后来反倒升为国子监司业。
孙家淦为祭洒时，曾给雍正帝引荐人才。一次他推荐方从仁，说“可委以重任”。随后却发现方从仁的所作所为名不副实，遂又直言上疏说：“方从仁不怎么样，实在不值得使用。”这让雍正很生气，斥责他反复无常，欺蒙圣上，为此将他撤职，交给刑部下狱。刑部提出，孙家淦犯了欺上之罪，应处斩首。雍正说：“孙家淦太憨厚，他有优点，弃足不爱财。”免了他的死罪，把孙家淦发落到户部银府干些杂事。孙家淦出狱后，到银府服役，当时，执掌户部大权的梁亲王允礼认为，孙家淦是担任过朝中大臣的人，如今被罢免，到银府服事，恐怕他不会干会计之类的小事，又听到流言蜚语说孙家淦为了收买人心，对收交的银两一概不去标数。为了弄个明白，梁亲王允礼亲自察访此事，他到银府检查，结果同传说的完全两样，他看到孙家淦和史卒等差役人员在一起，不辞劳苦，又是记账，又是搬运，还拿着称一份一份细细地称，银子固定地放在一定的地方，取来复称时没有丝毫差错。这件事传给雍正帝后，孙家淦受到器重，被任命为河东盐政。
展开剩余39%高宗弘历（乾隆）登基后，孙家淦被召见回京，官迁督察院左都御史。他敏锐觉察到高宗初政的政治状况，及时上了著名的《三习一弊疏》。三年后，孙家淦被任命为直隶总督。当时京辅一带虽然酒禁甚严，违法的人还是很多，但是，地方官吏都不敢向上报告。孙家淦上任后，根据实情上疏提出：禁酒原在灾年，现在丰年，不宜再禁。造酒之物，本非朝夕所食，豆皮、大麦、谷糠、稻谷之类原属弃物，为酒可以得价，其糟可饲六畜，化无用为有用，非作无益害有益也。他进一步提出：“利所不在，虽赏不为。利之所在，虽禁弥甚。”烧锅禁则酒必少，酒少则价必贵，价贵则利倍于昔，利倍则民争，本为民生计却反成为民害。乾隆接到孙家淦这份逻辑性强、论证严密的上疏，认为他的建议对民生有利，决定对禁令作出修改，使酒禁较前有所放松。这是孙家淦为国计民生而敢于直谏的又一例证。
嗣后，孙家淦致力于治理永定河、南北运河有功，先后任湖广总督等职。翰林院掌院学士史宗在为孙家淦作传时，概括其居官有“八约”：事君笃而不理，与人共而不骄，势避其所事，功藏于无名，事止于能去，言册其无用，以守独避人，从清费廉收用以自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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